玄奘大师远去1300年，但他一直都活在佛教徒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他西行大漠戈壁，涉流沙过雪山，舍身求法，追求真理、献身信仰的伟大精神，是留给中国人最有价值，最神圣的思想文化遗产。但今天可惜，也可叹！后人空喊口号式的学习，实则放弃了玄奘大师追求真理的意志和精神？

阅读完前田耕作的《玄奘与丝绸之路》，不免感慨和追忆玄奘大师和许多佛教界先贤大德们的丰功伟绩。今天，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善于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能够长期独立存在的原因，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大优点。他们往往举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被我们改造成为中国式的佛教———禅宗为例，说明这个优点。事实，也确实如此。佛教传入中国后，凡是较多地保存印度佛教原来的严格教义的派别，大多数不能流传长久。这如大唐玄奘三藏大师开创的法相唯识宗，尽管三藏法师本人在印度参加佛教经义辩论中获得极大声誉，回国后翻译佛经也取得很大成绩，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发展上他占有及其崇高的地位，但由他和弟子窥基创立的唯识宗在中国仅仅存在三十四年，很快就衰微消失了。其原因就在于唯识论由分析法相（事物的相状、性质、名词、概念及含义等）入手，提出“三自性”和“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识，有一套严密的认识论学说；玄奘大师及弟子们还引进了印度的逻辑学———因明学，运用逻辑推理形式，对命题、论据、类比进行分析，揭示错误的逻辑推理等。这些都是传统中国哲学思想比较缺少的知识理论，但都被中国的士大夫认为“繁琐”的知识而不接受，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能生根发芽流传。而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禅宗，根本不要这样的严密的理论体系，他们继承中国哲学的直觉方式，主张“顿悟”，宣扬人人具有佛性，个个只要明心，就能见性成佛。当然，这种教义就很容易为一般信众所接受，很快就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并且东传朝鲜日本等国。诚如，著名哲学家，北大哲学系教授汪子嵩所言：佛教这样的“中国化”的结果，有人认为这是佛教中的“革命”。它对佛教的广泛传播，当然很有好处；但将印度佛教中一些有精密分析的逻辑和认识论理论却都抛弃了。用这样的办法去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究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优点？还是我们文化的惰性表现？很值得我们深思。而追求和探究法相唯识的逻辑和认识论，不正是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目的之所在吗？

多年前曾采访问日本京都药师寺方丈，谈及寺院供奉玄奘大师及弘扬玄奘大师的唯识宗为主。他们曾沿着玄奘大师的足迹重走丝路许多次。多年前，我也曾追随法显大师、玄奘大师等走过的部分河西走廊，西域足迹，去感受他们舍身求法的心路历程。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的《丝路纪行》也是本难得一见的丝路考察游记。那些历史事件的原由，被他的丝路情熏染的有声有色。三十多年前读他的《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西域天山南北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研究阐释，都让我受益匪浅。

霍普克可的这本新书《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讲述分析每个寻宝者的故事和他们所得的宝藏。从中读来，有时愤怒，有时诅咒 。但换个读法，也可以接受这帮劫掠者的强盗逻辑和心态，探究挖宝的，赏宝的，研究宝藏的那种快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