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6世纪末叶到9世纪中叶的隋唐时代，中国曾是佛教这种世界性宗教之最为光辉灿烂的一大中心，尤其是对于大部分亚洲居民来说更为如此。中国的威望和影响，既是由于此种原因，又是由于它从高丽到伊朗之间屡次发动征战并取得了胜利而获得的。

对于东倭日本和高丽来说，唐代的中国就如同是佛教的第二故乡一般。这首先是由于中国离这两个国家比印度更近一些，但同样也是由于其遗迹和传说、阿兰若、著名的朝圣进香地及其著名法师们的权威。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化现在五台山（山西东北部）。骑着大象的普（Samantabhadra)菩萨经常出没在四川峨眉山的云雾之中。佛教在隋唐时代，是中国文化圈中的社会文明和政治制度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里的寺院同时是世俗和宗教，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中心。与一种文士、诗人、画家和书法家僧侣的类别相对应的，则是虔诚的、对佛教哲学感兴趣的禅定静修之爱好者，善于从教理观点上与寺院或山寺中的出家人进行法净的世俗人的类别。

▲位于四川省的峨眉山

人们发现，一种典型中国化了的佛教在唐代兴旺发达，它在诠释和教理领域中作了一些改革。这是在日本长期存在的那些大教派得以形成的一个时代，也是由于从印度佛教化地区传来的新内容，以及大批新传说而使佛教在中国得以丰富的时代，中国佛教教派的历史很复杂，是比唐代的佛像头部较晚的。这与由它们的那些极力设法将其教派之起源追溯得尽可能古老的信徒们所确定的传说的观点不同。

某些教派取得了很广泛的成功，并一直扩展到世俗界，其他教派相反却从未越出过宗教僧众的狭窄范畴。折中主义的教派天台宗（天台山是浙江西北部的一座大山）的情况即如此，该宗系由智顗（538~597年）和尚创建。该教派认为，大乘宗的各种不同经文，都可以从年代上排出顺序来。它们都是为那些不同的声闻者所写，其中包括有关佛教实质本身的经文《法华经》。此类情况也出现在被称为“华严”宗的教派中，它是由居住在长安的一个粟特人家族的法藏（643~712年）僧所创，以《华严经》为基本经文。净土宗的第一位祖师是善导（613~681年）①,他在民间取得了非常广泛的成功。

▲善导祖师

这可以通过从5世纪初叶的慧远时代起，对于无量光佛（阿弥陀佛）之虔诚的强大思潮的发展，及其修持的简便性来解释，这就是转生于净土的心愿和对阿弥陀佛不停地顶礼的原因。典型的中国教派禅（日文作Zen)宗形成于8世纪，并始终是最活跃的教派之一，它可能在文人中受到了热烈欢迎。中国禅宗与印度的禅（dhyana,“禅”字即为它的汉文对音）宗不同，该教派抛弃了极难掌握的静修的类型、而且只有经过长期苦修才能达到“存在的极限”的做法。于700年左右，由半胡人的广东僧慧能（638~713年）创建的教派，无视传统观念，敌视任何制度、任何教理、任何经文和任何仪轨，其目的在于顿悟，为了使心灵摆脱任何有分别的“想”和“我”的概念，人们于仪轨中使用了悖论、对于荒谬内容的平静思辨（如同“公案”那样的情况）、迂回的答复、叫喊声，甚至有时还使用棍棒来敲打。但唐代正是通过其进香朝圣人和译经师，而成为东亚佛教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

7世纪的两位最著名的朝圣进香高僧，是玄奘（602~664年）和义静（635~713年）。当玄奘于629年独自一人进入西域的沙漠中时，他已经是在当时通过汉译本而可以使人学到的佛教哲学方面，最高深教理的博士之一了。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得到一部有关思辨哲学的重要论著的稿本（名叫《瑜伽师地论》）；同时也是为了扩大其知识，以便解决佛教不同哲学派别之间出现的矛盾。他在迦湿弥罗度过两年之后，到达了摩揭陀的原始佛教圣地（波吒鳌子城和比哈尔的伽耶城），并于王舍城（今拉杰吉尔）附近的著名佛寺那烂陀学习了五年。

▲玄奘法师

他后来又从北向南和从东到西游览了整个印度，向最著名的法师们学习。此时，他已经以自己透彻掌握的梵文，而可以与他们并驾齐驱了。他返回中国之后，于647年，便用这种语言为今阿萨姆的迦摩缕波的国王翻译了《老子道德经》；他同样还以其对佛教玄学，及其既广博又难解的论著的深奥学问而著名。玄奘在离别中国16年之后，于645年返回长安，直至圆寂前都主持着一个译经小组，它在中国佛教的整部历史中，都是最多产的译经组。在这18年的工作期间，大家应该把中国自印度文译作汉文的所有译经的近四分之一，都归于他个人之力（在6个世纪期间，由185个译经小组翻译的总数为5084卷经文中的1338卷）。

在玄奘法师返回中国一年之后，其弟子根据他的游记，写成了有关他从西域直到德干高原以南、从喀布尔地区直到阿萨姆之间旅行过的地区的一部全面著作。这就是《大唐西域记》。该书提供了亚洲这些不同地区的气候、物产、风俗和习惯、政治制度和历史以及佛教形势的资料。玄奘的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撰写，始于他圆寂的翌日，修订于688年。它特别涉及到对其西域之行的详细记述。

7世纪时另一位著名的朝圣进香高僧是义静，他于671年乘一艘伊朗商船出发，以图到达印度。经过苏门答腊的东海岸，又在室利佛逝（今巨港）的佛教重要中心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于673年在今加尔各答附近的孟加拉海岸的耽摩立底下船登陆。然后他又从那里到达摩揭陀国，并在那烂陀寺住了近十年。30年前玄奘也正是前往那里求学的。义静于685年离开印度，经由与前来时的同一条海路重返室利佛逝，并在那里一直停留到他于695年返回中国为止。他在洛阳受到了武则天皇后的亲自欢迎。义静在室利佛逝撰写了两部著名的史著，并于692年将其稿本寄往广州。其一是有关印度和东南亚佛教状况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另外一部是有关在7世纪时，前往佛国的一批中国高僧的传记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义静法师

仅仅有唐代两名求法人的游记留存下来了，这就是新罗僧慧超的游记，他经海路到达印度，并于729年经西域返回中国；悟空和尚的游记，他曾前往今阿富汗的北部地区和恒河流域。悟空于751年从长安出发，于790年经疏勒和龟兹绿洲，而最终返回中国内地。在被吐蕃人和大食人占据的西域道路已封闭，而且在842~845年间的佛教大规模发难期间，中国佛教僧伽的四散可能导致了前往印度求法进香活动的衰落。最后一次重要的求法进香活动，可能是以官方的形式组织于966年，共有150多名僧侣参与了这次活动，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经由西域绿洲到达了印度（犍陀罗、尼婆罗和摩揭陀）。他们于976年返回了中国。

玄奘以其传法和译经（他一返回长安就于646~648年译出了《瑜伽师地论》的大部分内容）为手段，在中国介绍了唯识宗那学问非常深奥的哲学，也是他煞费心思构想的哲学。据该宗认为，色界是我们心的造物。尽管他后来对于其弟子们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而且在日本也使人感到了这种影响，但却仅仅局限在僧侣精英的小圈子中。玄奘是一个非凡的印度学家和严谨的语言学家（大家应感谢他确立了非常严格的翻译规则），他在中国佛教史上显得如同是一个例外。他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在广度和复杂性方面，掌握佛教哲学之辽阔领域的人。被称为真言宗的密宗佛教在唐代的传入，可能具有一种更为广敦煌千佛洞外景（4~13世纪）泛的意义。这种以真言和巫术圈子为基础的佛教，主要是以一种纯洁化和与象征性思辨有关的形式，而为人所知。

▲取经路上的玄奘

它从7世纪中叶起，似乎在印度获得了巨大发展（一些真言法师，从该时代起，就在那烂陀寺施教），并很快就扩展到了锡兰和东南亚。它也不失时机地传到了中国中原和吐蕃。密教经文的汉译本在8世纪时日益增多。在最著名的法师和译师不空（Amoghavajra,705~774年）之前，有两位印度人分别于716年和719年到达中国。不空诞生于锡兰，在青壮年时于中国成长，而在741~746年间又返回锡兰。他从756年起在长安翻译了一大批密教经文，并且在唐朝宫廷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真言宗为印度佛教向中国提供的最新贡献，它在后来指引中国社会进入了新道路，并在导致僧众集团衰落的巨大变化前夕传入中国。印度文化与中国之间密切关系的漫长时代，也随着这种宗教衰落而暂告结束，不空于774年的圆寂，并以其独特的方式，象征着中国中世纪的结束。但我还应该指出，印度和中国文明之间的接触，并不仅限于佛教那已经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交流。